宇宙的尽头是编制，编制的尽头是人情世故

《人世间》里的老疙瘩周秉昆，从小成绩倒数，初中未毕业就摸爬到社会成了酱油厂的小工人。而他的老哥老姐则都是从小成绩拔尖的学霸，后来高考恢复，俩人又都考上了大学，再后来，老哥当了官、老姐成了副教授。

都是一个爹妈生的，老疙瘩一直觉得自己在家里矮半截，不受老父亲周志刚的待见。

后来改革开放，周秉昆从日落西山的酱油厂出来，跟邵主编搭伙经营起了杂志社的书店和饭店。虽说初中都没毕业，但凭着老好人的人缘和在厂里跑业务积攒的经验，还是把饭店干得风生水起。

没过太长时间，周秉昆就从老疙瘩荣升为了周总，到手的收入甚至超过了体制内的老哥老姐。出息了，周秉昆就给家里置办了不少有的没的，甚至还给换了套小新房，搬离了光字片贫民区。

可即便成了周总、混出了名堂，但作为杂志社临时工的周秉昆依旧不敢把这些告诉老父亲周志刚，原因是在老父亲眼中，没有编制就是不稳定，酱油厂效益再差终究也还是姓“公”。

距离周秉昆下海经商的改革开放又过去了四十余年，据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》，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超过174万人，共计录用人数为3.12万人。

通过审查212.3万人，同比多增35%，通过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比率68:1，而2021年该比率为61:1。



“学而优则仕”是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，编制本是《人世间》中老父亲周志刚等老一辈人的眼中是“铁饭碗”“，但现在，似乎有比以往更多的年轻人也站队了老父亲。

“自从开始备考，每天过着寝室、图书馆、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，枯燥、忙碌且无味”，作为大四学生的林夕说自己早已和娱乐活动诀别。

作为文科类应届毕业生的她，没有选择去参加校招面试而是直接准备公考，国考、省考、选调...

“同班和我一样的还有十来个，有的在报课学习申论写作、有的把手机壁纸和聊天图片都换了需要背诵的内容。自己有时候晚上做梦，都是‘上岸后’在局里办公室工作的场景”。



与因应届生身份而拥有更多报考岗位选择的林夕不同，26岁的秦汉是这座拥挤独木桥上新站队的一员。

他刚毕业就进入了一家在线教育K12公司，教育赛道的资本涌入和增量市场本让他的工资远超过多数同学，但好景不长，“双减”政策的落地让他成为了被裁大军的一员。

接二连三的求职受挫外加互联网寒潮，让他决定加入考公的队伍。

“我从‘双减’落地后的9月决定考公，也报了中公教育等一些班，授课的老师说，复习周期全职4个月、在职7个月，中间不能间断”，非应届毕业生、小语种专业、大学本科、非党员，这几个标签让秦汉跳过了国考，直接把目标定在了难度更低一点、岗位更多一点的省考。




据《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》，清华大学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，其中，前往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占比为46.1%。

与还在走独木桥的林夕、秦汉不同，早已是中部省市事业编的刘萌萌却在考虑要像老疙瘩周秉昆一样“下海”。

“每当身边有朋友抱着‘事少钱多离家近’的想法准备考编制的时候，我就拿自己的例子来让他们冷静一下。

辛辛苦苦理档案、写报告、下基层一个月，最后到手税前4200，几年没涨”，如果仅是薪资，刘萌萌也许还不会动离开的念头，“体制里最不省心的还是办公室文化，咱们科长和办公室老大哥不太对付，我总是要夹在中间收拾残局”。

疫情之下，作为党员的刘萌萌曾一整个月住在办公室没回过家，也在一线服务时被情绪激动的群众指着鼻子问候过全家。

与刘萌萌一样被编制内人情世故所困的还有“高材生”章凯，在他看来，“上岸”只能代表考试的成功，“上岸”之后“学历清零”，真正的考验这才开始。

金融专业毕业的他，曾考进珠三角某城市的规划局，后来同样因为编制里的人情世故在待了三年后抽身退出。

“不管你是985、211还是海归，为求稳定而入编的年轻人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接受与‘前辈’的思维模式碰撞。如果是企业，你大可不干走人，但编制里有服务期限，即使你再痛恨，也只能强迫自己适应这些法则”。



2014年，《解放日报》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。这位公务员说，“碌碌无为过七年，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。收入七年没涨，职级七年没变，能力是‘听话加写报告’，社会关系是‘领导加同事’。”



1980年代以来，国内出现过三次公务员离职潮：

第一次，就是老疙瘩周秉昆“下海”的改革开放之初，那会儿32岁的王石丢掉机关干部的身份到深圳创办公司，刘永行和三个兄弟各自辞去公职到农村创业，从孵鸡、养鹌鹑到饲料研究，后面搞成了希望集团。

第二次，1990年代初，据人社部数据，1992年有12万名公务员辞职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。市场经济的起步、改革力度的加大，让当时的很多人选择离开体制。

第三次，21世纪初，新世纪前夕，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，市、县、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。随后的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又为“下海”创业铺平了道路。



据新华社，2000.1-2003.6，全国（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）共有10,304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。

而上一次的编制热潮，可能还要追溯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。

彼时，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已从“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”调整为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、控制物价过快上涨”，外加“国八条”尚未出台，考取编制就成了不少就业者的最佳选择。

然而，仅过四年，随着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一起打的提出，红利消失、工作量增加、薪酬/晋升跟不上市场化，编制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又逐渐下滑。替而代之的是轰轰烈烈的创业潮和“十年码农房车到手”的互联网热潮。

起起伏伏，又到了全球整体经济下行的年头，大多数人再次变成了风险厌恶者，挤回编制内工作又成了一轮热潮。年轻人熟练地使用着内卷、躺平之类的年度词汇作为选择激流勇进的由头。

但回望历史，这味道、这配方是不是有点熟悉？说到底，对大多数被时代推着向前的人来说，编制也不过是一份顺应周期的工作选择。